人文與經濟發展有著深刻的內在關系，學術界對這一課題進行了不斷的探索。但二者間究竟是什么關系，有著什么樣的影響機理，則眾說紛紜。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發展與人文文化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文化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對我們這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而言，人文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日趨重要。我們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經濟思想，深刻研究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
一、人文與經濟的內在關系
文化與經濟具有天然緊密的內在聯系。作為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人文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意義包含在文化同經濟的緊密關聯之中，因而不妨首先從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入手，探究人文因素的經濟作用。
顧名思義，人文就是人的文化，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該詞較早見于《周易·賁卦·彖傳》：“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張以倫理秩序規范文明禮儀，達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后漢書·公孫瓚傳》則有“舍諸天運，征乎人文”，意指世間諸事不依靠天運而取決于人事，即人的行為。宋代程頤在《伊川易傳》中寫道：“人文，人之道也”，認為人文是人類在倫理道德約束下的處世之道。作為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人文雖更強調人的主體性，但對其探析也要基于文化的總體范疇。西漢劉向較早談到文化，認為：“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說苑·指武》）西晉束皙《樸亡詩》中則有“文化內輯，武功外悠”的有關思想，因而人文文化的本質就是以文化人、以文教化，對人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詞在西方語境下內涵更廣泛，泛指人類一切活動。例如，愛德華·泰勒認為，文化是人類在自身的歷史經驗中創造的包羅萬象的“復合體”，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保羅·謝弗認為，“文化通常是指物種，特殊地是指人類觀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組織起來，處理自身事務，提高和豐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種方式。”
從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上看，謀求經濟發展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支撐經濟發展的要素由多方面構成，包括資源稟賦、科技水平、人力資本、制度安排等。經濟活動首先是人的活動，人的行為深受文化影響，表現為人類的社會意識、市場行為、創新模式等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要素均會受到文化的顯著規制。這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有深刻體現。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富含突出的文化特征及鮮明的文化倫理特性，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強調“義利兼顧”“以義統利”，認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即經濟行為要遵循人文倫理的價值規范，還有“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等治世思想。《史記》中也包含“治國之道，富民為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理念，都在富民養民與經世濟用間建立了緊密的內在聯系。董仲舒則以“禮”為標準，主張經濟生活應有一特定之標準和限度，凡經濟生活高于或低于一特定標準的人，便無法再施以禮樂教化，代表了中國古代有關人道主義、文化主義的經濟思想，他將經濟活動同禮樂道德相聯系，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的人文意蘊。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等傳統文化的倫理性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與文化具有緊密聯系。
西方經濟學則以“理性經濟人”假定為前提，認為人通過理性經濟行為將有限稀缺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獲取最大經濟效益，即“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個體之間進行分配”。而所謂理性自然是一種人的文化，經濟學理性是以個體理性為基礎的，任何個體的理性行為都會受到文化因素的內在影響。以馬克斯·韋伯為例，他對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深入論述，提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職業觀念與新教倫理具有緊密關系，新教教義產生的新倫理規范與追求財富的“天職觀”激發促進了人們的創業動機與合理經營行為的形成。在主張恪盡職守、勤儉節約和關注世俗成功的基礎上，“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形成了。資產階級商人意識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寵，實實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文化支撐。對此，丹尼爾·貝爾指出：“韋伯強調加爾文教義和清教倫理——具體指嚴謹工作習慣和對財富的合法追求——是促使以理性生產與交換為特征的西方文明興起的基本原則。”
隨著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文化同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經濟學源起于倫理學研究體系，最初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具有豐富的文化蘊涵；之后經歷了追求構造數理模型的實證化發展，呈現出否定非經濟特征的演進態勢；又以倫理經濟學等重要分支為載體，實現朝向人文倫理的文化復歸。具體表現為：從亞里士多德認為的“財富顯然不是我們在求尋的善。因為，它只是獲得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到亞當·斯密對經濟效益與道德情操的總體兼顧與理性分析，再到為追求經濟學的“科學化”而去除人文倫理因素感性制約的數理化實證化運動，直至阿馬蒂亞·森主張“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推動了經濟學再次具有更多人文因素。此外，以哈耶克和熊彼特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也非常重視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理論流派的誕生興起深刻證明了，人類經濟活動除了由法律等正式制度所約束以外，同樣受到文化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的顯著影響。因而“現代經濟現象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現象”，不論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還是現代經濟學理論，都表明文化同經濟具有緊密聯系。
馬克思、恩格斯特別重視文化與經濟的互促關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唯物史觀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和經濟之間相互作用的現象進行深入分析后所提出的社會歷史研究方法”。唯物史觀認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在同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中不斷經歷“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的演進過程。馬克思雖然看到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在一定時期的失衡，談到“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但從整體上看，特定時代條件下的文化價值理念、社會道德觀念、文明整體樣態會在人們思維活動與現實實踐中塑造該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或是作為先進文化推動經濟發展，或是成為經濟發展的思維桎梏。因而經濟社會的發達程度顯著影響文化，富足的物質生活有助于催生出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文化表現形式。
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文化在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對文化同經濟關系的認識日趨深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就認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始終主張文化要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生革命性變革，隨之產生的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并不斷明確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現實功能。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繼承了過去對文化與經濟關系的主要認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更加重視文化在經濟建設領域的作用，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認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能夠凝聚人心，促進經濟建設，更加強調精神文明“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為它的正確發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證”，并將其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特別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為確保商品經濟有序健康發展，遏制經濟犯罪現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規范社會風氣與助力經濟建設等層面發揮了重要功能。進入新世紀，黨對文化與經濟的認識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展開而愈發具備文化軟實力競爭的國際視野。黨的十六大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更加深入理解了文化在道路選擇、制度建設、經濟發展等領域的重要地位，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提出“兩個結合”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命題，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標志著黨對文化功能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
二、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歷史必然
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在文化與經濟的關聯愈發緊密的今天，相較于過去的發展模式，文化的經濟功能更為重要。這一方面體現在人更加關注文化領域的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表現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其目的不再局限于生產本身，而是逐漸成為一個包括文化需要在內的多元概念。同時，加強對人文經濟的研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文化要求，決定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一種歷史必然。
經濟學研究首先要具備邏輯起點。馬歇爾認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它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種研究財富的學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學科的一個部分”。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包括文化需求的充分滿足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在價值目的上規定了發展人文經濟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深刻批判“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這種社會現象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同人的本質發生偏離造成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向人的價值取向，決定以文化經濟的互促融通回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現實要求，也是必然趨勢。
現實表明，人對文化的需求將變得更突出，人類的經濟活動更會受到文化的深刻影響。“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需求分為五個層次，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的需要。人的需要逐步演化為建立在物質需要基礎之上并不斷趨向于文化層面的精神追求，呈現出從物質到精神的演進趨勢和發展規律。馬克思則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即是說文化需要作為一種精神層面的高級需要，“建立在低級需要的基礎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對地獨立于低級需要”。馬克思認為，人的需要是豐富的，“人以其需要的無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這種無限性和廣泛性既包括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包含精神層面上的文化追求，進而“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因而同單純重視物質追求的情況相比，人對文化的需要會隨著物質生活的滿足而愈加豐富，對文化產品的消費將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從微觀主體的需求層面印證文化同經濟發展必將建立更為緊密的現實聯系。
并且，發展是由不同要素構成的，其內涵不斷豐富，不僅要追求達到一般意義上的共識性發展目標，更要呈現出由局限于物質一般到包含文化特殊的演進過渡，實現人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協同增長。在現代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文化作為重要的理論研究對象和分析要素，是衡量發展成效的重要指標。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哈羅德—多馬模型為代表，學界主要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著眼于GDP的增長，認為經濟增長是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函數。隨后，羅默等經濟學家提出增長并不等同于發展，看到技術進步對發展能起到的內生性影響，這種技術進步由市場激勵與制度規范等文化因素促進。國內學界同樣認為，“發展不僅要看經濟增長指標，還要看人文指標、資源指標、環境指標”，包括宗教信仰在內的文化因素會在人力資本、制度形成、社會穩定與技術傳播等領域對一國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何煉成等人對文化的經濟作用進行了分析，指出：“文化的經濟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它是指文化本身內含著較大的經濟因子，具有經濟的價值和意義。在文化經濟一體化時代，文化的經濟因子日益顯現出來，其經濟功能也日益顯示出來。”這些理論成果標志著人類對經濟發展的認識日趨完善，文化更加融入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體系。
在現實場域，經濟理論的進步體現為文化繁榮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結果，呈現出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的社會現象，文化經濟一體化是當今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其中，文化經濟化是指文化因素更多滲透于人的經濟活動，文化從隱性的觀念意識依托人的經濟行為外化到人的社會生活，是文化發揮經濟效能的經濟現象。經濟文化化則是指經濟活動帶有更多文化特性，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與社會層面的經濟關系包含豐富的文化要素，經濟行為開始成為內化于人們觀念的感性認知，形成普遍的文化現象。這是文化與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與必然趨勢，體現的是逐利觀念與人文價值的統一。特別是，當“人文產品和人文附加值的效益呈上升趨勢時，人文經濟將逐步取代知識經濟成為主導經濟模式”，深厚的文化積淀與人文底蘊將在激發主體活力、建立信任關系、節約交易成本、平穩市場預期等層面發揮重要功能，從根本上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因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人文經濟學是一種以文化為要素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如何順應經濟發展趨勢更好地運用文化的經濟作用，是對文化經濟關系的規律性認知。
從我國自身來看，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的社會觀念與經濟行為更加受到文化的深刻影響。中國是一個底蘊深厚的文化大國，具有悠久燦爛的文化發展歷史，“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斷接受儒家思想與傳統倫理的教育，中華文化早已成為融入每個中國人血脈的文化基因。數千年中國歷史的記錄傳承使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自強不息的傳統價值觀世界觀都深植于中國人的內心，成為中國人日用而不覺的思想觀念，體現出中華文化始終具有重積累、重傳承、重發展的歷史連續性與文化延續性，“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我國歷史上曾形成晉商、徽商、浙商和魯商等帶有區域人文特質的商業文化群體，體現了人文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塑造作用”。如今，“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也由較低層次的需要向中高層次的需要為主快速轉變”，對高質量文化經濟產品與人文經濟理論的需求更為迫切。
尤其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說，文化的作用更為突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的一條重要原因就是黨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并堅持將文化作為發展的構成要素。毛澤東指出，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文化作為同工業農業與科學技術具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方面。改革開放后，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準確判斷，認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任務目標，指出“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將物質文化生活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生活的關注點已經由“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在注重物質生活的同時更加關注精神世界的滿足。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將精神文明建設作為推進現代化事業的重要工作內容。
特別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歷程中，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將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人文支持。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其內涵表明，不論是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還是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不論是產業轉型升級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全面提高，都建立在人具有主動創新意識、科學技術水平發達、總體知識儲備豐富與社會意志堅定的基礎上，均受到文化觀念等人文因素的深刻影響，同人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因而“沒有崇文精工之文所化之人，沒有充滿創新素質的人才，就沒有發明、掌控新質生產力的主體，一切創新活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就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教育培養滿足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高素質人才、促進形成社會總體創新氛圍，是文化在這個層面能發揮的最基本作用。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融合我國社會文化特性與現實經濟發展特征的理論體系，強調如何讓文化因素“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依托文化為經濟發展厚植人文底蘊、提供精神動力、引領總體方向，既有助于將推動科技創新作為當今時代的重要文化構成，使其成為一種根深蒂固、潛移默化的社會認識與共同價值導向，也將以先進文化塑造整體規則意識、規范市場行為秩序、調整優化生產關系。這對進一步提升我國創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結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要求，在2023年兩會期間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提出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重大命題，不僅在理論層面促進經濟學的人文性引入，更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文化效益的提升，體現的是對發展內涵的整體把握與對文化經濟的深入認識，在經濟理論發展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三、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方法和路徑
“回顧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的經濟學，從來不是自然演進的，而是實踐生成的；不是先驗自在的，而是人為建構的。”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更好地運用文化推動經濟發展，形成一種以文化作為學科支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需要具備完整系統的學科要素，包括基本假定、概念、現象范圍、特定理論、問題、檢驗方法和價值觀念等。
在指導思想與特定理論上，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要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經濟思想為指導，堅持守正創新，正確運用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經濟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用文化闡釋經濟，加強對人文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整體把握及深入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經濟思想是黨在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實踐經驗與理論總結，是繼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交融發展的方法指引。要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經濟思想領航定向，挖掘文化思想的經濟作用，順應人口文化素質與人民文化需求隨著經濟發展整體提高的規律趨勢，將人文文化同我國經濟發展現實狀況有機結合，厚植我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底蘊，加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的建設，鞏固并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在價值觀念和現象范圍上，“人（與他一起每一個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而非一種手段。構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要突出經濟發展的人民立場和實現人全面發展的研究目標，回歸人的本質，并將文化的經濟效能與人的經濟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繼承發展，是屬于人民的經濟學范疇，是有溫度的經濟學。其理論構建要以人民為主線，堅持做到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利用人文因素提煉指向于人的經濟學理論，從人民的文化生活與思想意識入手推動經濟發展。具體而言，人文經濟學要重視文化在經濟增長與實現人全面發展中的作用，著眼于提高文化資源配置效率與文化產業的經濟效能，以基于文化要素的新型消費模式帶動經濟增長，依托對人民生產觀念與發展理念的影響強化文化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現實功能，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為此要對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展開系統研究，找尋促進經濟發展的文化要素，利用文化提升產品附加值，促進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以現代影視作品、優秀文學專著為載體反映當前階段人民精神生活的現實狀況，挖掘人民的潛在文化需要，探索文化產品豐富、文化消費繁榮的人文經濟業態，積極影響社會精神文化，形成不斷創造新的文化經濟需求、以文化要素供給帶動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實現物質與文化的協調發展。
在核心概念與研究問題上，“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構建人文經濟學同樣需要完備的概念范疇與理論框架。要提煉中國經濟發展的人文支撐案例，汲取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成就，深入總結文化的經濟作用，以自主理論為依托解決我國學術話語權不足的問題。當前我國部分沿海發達地區不僅擁有先進的地域文化，又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實現了以文化賦能經濟、以經濟發展文化的良性循環，其文化條件與文化產業也隨之發生結構性變化，充分體現文化越來越作為經濟發展的構成要素這一規律趨勢。要加強案例研究，分析典型樣本，探索人文經濟的運行機制，提煉文化經濟一體化的標志性概念范疇與代表性案例支撐，將文化產業化以及利用文化推動經濟發展的現實經驗上升為系統的理論表達，以經驗性總結與規律性認識完善我國經濟發展理論。此外，具備科學完整的體系是理論成熟的重要標準，要依靠學科融合搭建框架，將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范式進行統籌配合，從歷史學、哲學、人文學、社會學等領域汲取經驗，既增強傳統人文科學的現實應用性與實踐指導性，又厚植經濟學以人文底蘊與文化特色，從而以先進系統的經濟發展理論解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這一重大問題。
在研究方法與基本假設上，不僅要運用經濟學中常用的抽象演繹、系統分析、邏輯分析、實證分析、問題研究等經典方法，還要善于學習借鑒西方有關文化經濟的理論思想，結合我國人文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與任務需求探索經濟發展與文化演變之間的內在規律，建立一種將文化作為推動經濟發展要素的人文經濟理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習近平在探索如何構建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過程中認為，不可能憑空創造出專門指導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理論，而是要學習借鑒其他國家的有效經驗，指出“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看，一種新的社會實踐在產生自己的理論之前，總是要向與之相關的理論尋求理論借鑒，然后結合自己的實踐探索，逐步形成和建立自己的理論學科或理論體系”。當前，西方國家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踐歷程中已然積累了豐富的現實經驗，經濟先發優勢與豐富的現代文藝創造決定其在文化經濟領域擁有較為深入的理解認識，并且，西方經濟學建立在理性經濟人、資源稀缺性、保護私有產權等假定之上，這些假定隱含著文化觀念與主體意識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因而人文經濟學的建設也要統籌人的精神文化稟賦與現實經濟需求，正確看待西方經濟理論的現有經驗與不足之處，充分考慮我國傳統文化同西方理論的適應性，將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發展極與增長點，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發展理論。
在評判原則與檢驗方法上，要遵循人類歷史發展與學科建設的趨勢規律，在理論影響的綜合比較中評判經濟發展理論的現實成果，將提高理論影響力解釋力作為認識原則與檢驗標準。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證明，一國在理論界的實際影響同經濟發展水平與綜合國力密切相關，是否掌握與自身國際地位相匹配的科學理論則決定該國能否發揮相應的國際影響，所謂“言必稱希臘”即是如此。而具有學術影響力與現實指導性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其重要方面，西方之所以在眾多領域建立起“西方中心論”的表現樣態就是因為在其經濟發展理論的指導下取得相對顯著的實踐成就。這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預測，“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因此，要將提升經濟發展理論的世界影響作為評判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構建成效的重要參考指標，準確把握文化同經濟發展愈加緊密的理論趨勢，深入挖掘文化的經濟效能，建設基于我國文化特性、具有廣泛世界影響的經濟發展理論，形成立足于文化要素的發展經濟學與自主知識體系。
